中國的愛因斯坦:束星北檔案

第八章 “別矣，淦昌兄”(1)   校園上空陰云如鐵，人人都能感覺到暴雨前稠密嗆人的土腥氣，知識分子特別是“過來人”，在無數的不眠之夜里，對自己的命運做著無數的盤算，束星北在得知肅反小組對他在國民黨軍令部的歷史重新展開調查時，似還坦然。他認為軍令部的歷史問題，解放之初已做過歷史登記，不存在任何疑問。　　１９４３年，我裝置了一個低壓收音機，可以收聽國外的廣播。當時浙江大學電機系一年級學生徐名冠知道〈了〉，１９４４年春，他對我說，這種收音機對軍事很有用處，他愿意介紹我把這個用到軍事機關。我當時認為國內戰場主要靠國民黨的力量，即欣然同意。幾個月后，徐對我說，已聯系到軍令部技術室主任魏大銘，每月津貼三萬元，旅費另行支付，并請介紹一兩個人先去綦江軍令部辦的（也由魏大銘負責）“軍令部電訊人員訓練班”教無線電技術，我隨即介紹了物理系助教陳維昆（是我過去的學生）去綦江。１９４４年７月，我和愛人去重慶，在綦江住了幾天后，魏大銘即來綦江問詢低壓收音機和其它有關無線電方面的問題，特別提到制造雷達的問題，談后，由魏大銘用車接到小龍坎偽軍令部技術室，并介紹了里面的一些負責人。不久，陳維昆也從綦江調來技術室（在我的指導下）幫我制造了一個低壓收音機，交魏。魏又問我能不能制造一個：“遠近電臺測聽器”（后來，由我和我的侄子束慰曾完成）。并讓我全力以赴制造雷達。我轉介紹重慶大學無線電教授謝立惠制造雷達接收部分，陳維昆制造雷達發射部分，束慰曾制造雷達天線，我則總成并負責向英美接洽雷達站器材。陳維昆介紹的江乃霽（也是我的學生）在我的指導下，制成了低壓發報機……我雖負責制造雷達，〈但〉無職位，無軍銜。魏大銘曾建議我就任副主任職，并說軍銜可至“少將”。這時（我到偽軍令部技術室幾個月之后，大約在１９４４年冬天）我已知魏大銘是軍統特務。現在他有求于我，而我則有浙江大學做后方，可進可退，無求于他；假使我參加了軍籍，成了軍人，〈不但〉要受軍紀的約束，失去自由，還要受他的控制，甚至會將生命交給他。所以我堅決不就正式職位，只和他敷衍。謝立惠和陳維昆也和我一樣，不就正式職位。據我所知，我們所在人的工資是從“器材設備費”內撥出來的。１９４５年４—５月間，副主任陶士珍（據說，陶是軍令部部長徐永昌的親戚）趕走了魏大銘，被任命為技術室少將主任。他請我做少將副主任并貼出一張“布告”（只是陶的私人字條，并無軍令部大印）：茲請束...

  第七章 改行(1) 屢屢碰壁的束星北有些心灰意冷，自以為真理在身，卻弄得孤家寡人、聲名狼藉，職位不保。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說，“失敗”卻讓他離開了矛盾與是非的圈子，暫時放棄了“仕為道謀”的爭論和斗爭，不再為同人家黑黑白白，論長論短，競一時之豪勇，心思重新投入到科學研究上。一扇門關上了，另一扇門卻打開了，他很快就在氣象學上找到了感覺和位置。并以不可思議的速度鋪開了攤子，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高壓變壓計算法的建議》（中國氣象學報）　　《流體力學的一個定律在氣象學　上的應用》（中國物理學報）　　《根據基培爾基本假設的天氣預　報新法》（中國氣象學報）　　《干空氣絕熱上升時，是否作等　熵變化？》（山東大學學報）　　《大氣騷〈擾〉動研究》（山東大學學報）　　《空氣運動學研究》（山東大學學報）　　《基培爾基本假設的理論證明　及對流頂壓力溫度試報》（山東大學學報）　　……①　　王彬華（氣象學家，曾任青島觀象臺臺長，五十年代為山東大學物理系氣象所教授）：　　因為時代的原因，束星北實際從事氣象工作的時間只有一年多，共發表了十幾篇論文，十幾篇論文雖不能說篇篇都是珠璣，但每一篇里都有束星北特有的風格。氣象就是觀天看象，在我們這里，主要還是要靠積累經驗，這些最基本的東西恰恰都是束星北不具備的，但他過人的才華和高度也就在這里，前人普通的材料經他總結或點化，立刻就不同凡響了。這也正說明，束星北的學問實力雄厚，聰明靈巧，才能夠點石成金、化腐朽為神奇。②　　一個全國知名教授被逐出物理系，這在解放初期的山東大學校史中還是首例。最初，束星北曾以書面的形式向青島市委和山東大學領導討說法，顯然他沒有得到理想的答復。按其性情，束星北似有不甘，應該繼續為自己的“名譽”戰斗。可是他沒有這樣做，而且很快就放棄了斗爭和爭論，沉潛于學術之中。如此變化，與王淦昌的“幫助”有關。　　王淦昌和北京中科院的一些朋友一直關注著束星北，當他們得知束星北因“反對全面學蘇、阻撓教育革命”等原因遭到驅逐時，立即邀他進京小聚。束星北心情郁悶，又“無所事事”，便應老友之邀來到北京。這個期間，王淦昌正忙于兩件大事，一件是參加了由近代物理研究所開辦的俄文學習班，目標是通過短期突擊，要能夠閱讀、翻譯俄文科技書刊。王淦昌與所里的幾乎全部的高、中、初級研究人員一道突擊，接受測驗，并很快就能閱讀俄文物理書籍與資料了。１９５６年秋天，王淦昌代...

  第六章 遭到驅逐(1) １９５４年下半年山東大學決定對束星北展開公開批判。罪名是“公開地反對辯證唯物論，公開叫嚷：自然科學第一，馬列主義第二；公開地反對并抵制‘全面學蘇’”。①　　五十年代初到“反右”之前，“知識分子改造”、“院系調整”、“全面學蘇”構成了高等院校和知識分子的生存背景。如果說，“知識分子改造”運動，是一次極為有效的知識分子自我否定的“洗腦運動”，緊跟其后的“院系改造”和“一邊倒”學蘇聯，便是徹底摧毀知識分子賴以存在的基礎——教育體制和舊的生存方式的運動。　　首先由于我們的社會，不是走資本主義的道路，而是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因而在教育上資產階級那一套——理論、制度、內容、方法等，對于我們根本上不適用，只有蘇聯先進的經驗，足以供我們借鏡。中國過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教育，只是毫無計劃地搬用資本主義國家資產階級的那一套，再加上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的若干措施。解放以來，教育上封建的法西斯的遺毒，已經基本上被粉碎了，但資產階級的那一套，直到今年教師改造思想運動以前，還在很多學校中占著實際的統治地位，甚至于在教育行政機關若干工作人員的頭腦中，也有相當影響。由于他們留戀甚至迷戀資產階級那一套，對于我們教育上的革命辦法以至蘇聯的先進經驗，就抱著歧視或對抗的態度。這就障礙著課程改革，障礙著院系調整，障礙著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并因此不能很好地編出新教材，不能很好地運用新的教學方法。資產階級教育上那一套，通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搬運過來，本是理論脫離實際的，并且許多理論是錯誤的，不能適應新中國各項建設的需要。因此，改造教師思想，打破資產階級的一套，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這對於我們今天的教育建設，是有頭等重要意義的……②　　從某種意義上說，全面學習是“全面否定”之后的“全面照搬”。在教學組織和教學方法上，教授導師的個體教學制被否定后，取而代之的是蘇聯的組織模式：集體教學；在課程內容上，逐步刪除了歐美資本主義腐朽的內容，大量采用了蘇聯的材料：　　如化學系的某些教學小組經常把蘇聯科學小叢書上的化學先進發明吸收到教材中去；普通植物教學小組在集體編寫講義過程中，也批判了過去一本常用的美國教本之后，采取了米丘林的研究路線，在他們的教學過程中，即按照著米邱林的原則來分析生物的變化，又如普通化學教學小組也根據列寧的學說來解釋物質的概念；根據蘇聯學者對于唯能論的批判來講質、...

  第五章 自然科學第一 (1) １９５２年，中國的教育制度開始按照蘇聯的模式全面改造，一場全國性的高等院校的“院系調整”轟轟烈烈地展開來。已有七個學院的浙江大學，進行了一番調整后，僅剩下一個工業大學。這個在中國教育史上書寫了無數輝煌并享譽國內外的綜合性大學，宣告解散，作鳥獸散的浙江大學的教師、教授開始在上海復旦大學、山東大學、南京大學和廈門大學重找位置、歸宿。束星北也面臨著選擇。遠在北京的王淦昌向老朋友伸出了手，他極力催促老朋友到北京中國科學院物理所任職。　　１９５０年４月，王淦昌應錢三強的邀請，到北京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并同吳有訓、錢三強、彭桓武、何澤慧（１９１４－）等共同籌劃建設近代物理研究所（１９５３年更名為物理研究所）。　　１９５１年，錢三強被任命為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長，王淦昌、彭桓武被任命為副所長。錢三強因兼任了所外的很多工作，近代物理研究所的日常工作實際上完全由王淦昌主持。　　１９５２年，中國科學院開始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與近代物理研究所密切相關的“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研究”將被列為中國科學院十一項重點工作的第一項。王淦昌主持制定了近代物理所的第一個五年計劃……①這個時候，王淦昌非常希望束星北能夠和他一起共謀大業，可是束星北以中國科學院人才濟濟無須他去添贅為由，謝絕了王淦昌邀請。有人稱，束星北不去北京，主要是中國科學院有一些令他不舒服的人，在他眼里，那些人屬于“政治學者”，所謂“政治學者”是指學術造詣不深卻熱衷政治并活躍于政界的人物。與此同時，山東大學、上海復旦大學、廈門大學也向束星北發出了邀請。束星北選擇了山東大學。　　山東大學不僅有著悠久的歷史、良好的學風和科學自由民主的傳統。還有著其它高等學校難以相比的優美的海洋環境和濃濃的殖民文化色彩。“青島之地勢及氣候，將來必為文化中心點，此大學關系甚大”。②“山大的環境可以說是中國惟一的，背山面海，實在是適于研究學問的地方”。③山東大學一直是學者教授們夢想所在。　　一個大學如同一個人一樣，山東大學的“個性”充滿了教育家楊振聲、趙太侔等多任校長的風格。他們大都是學貫中西：既受過現代西方文化與科學的薰陶，又有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修養和儒學風范，因而山東大學早在３０年代起，師資力量、教學設備、管理制度的建制和規模上，都臻于成熟完善。３０年代的山東大學除去與全國高等院校相同建制外，還形成了自己...

第四章 第三條道路(1) 對束星北來說，三四十年代的浙江大學是他輝煌的座標，此后，他每況愈下，再也不曾回到那個高點上。換句話說，他是一條大河，源頭曾經波濤洶涌激流澎湃，可是隨著百曲千折，一路而下，這條大河卻日趨萎縮干涸，到最后以致讓人很難想象他輝煌與偉岸的當初。關注他的人有諸多的解釋，有人認為是他的家庭與歷史造成了他的命運，有人認為是他對共產黨的“成見”導致了他的霉運。有一篇文章更是直接將他的不幸歸結為來到山東大學后與華崗的沖突與矛盾。種種解釋各執一辭，卻都失之偏頗。　　縱觀束星北的一生，他的命運有其更為廣闊的背景，就個人而言，他的命運的源頭無疑是他的個性和早期經歷。因而，他的命運走向早在浙江大學或邗江開沙念四圩江堤上就開始了。因而可以說，是個性和意識形態鑄就了束星北的命運。　　束星北的個性鮮明如刃，在一代知識分子中極為罕見。這肯定與母親束大嘴的“基因”和他特殊的經歷有關。束星北形象也甚是奇特，在浙大或山大一些師生眼里，個性和才華一樣杰出不凡的束星北簡直就是造物主創造出來的奇跡：“他是個彪形大漢、身高體寬、獷武魁偉，大概只要用一個手指就能把人提起來；他又是個生活在沉思中的人，無論上課、走路都在沉思，說的話又那么發人深省。造物主真奇怪，把兩種截然不同的人——大力士與哲學家——揉〈糅〉合在一起了……”①　　在學術或教育方面，束星北和多數老一代科學家和教育學家一樣，嚴謹認真，從不曖昧茍且，只要發現問題，不管對方是誰，一定要當面指出。與他打交道，若是沒有實力底氣，是架不住幾個回合的。在學術報告會上，無論主講人名氣多大，學問多深，一旦發現下面坐著束星北都禁不住心驚膽戰。他會提很多問題，常常會將報告人問得張口結舌，驚慌失措。當然回答不出是常事。“但是有人往往用書上或某人這樣說的，用引經據典的方法來回答問題。對這樣的回答束先生從不放過，總要問報告人自己是怎樣看的，如果理解并同意引用的觀點，就可以用講道理來回答。否則，某某人某某書的說法，不能代替回答問題……”②　　于良（青島海洋大學物理系主任，五十年代山東大學助教、束星北的學生）：　　在學術上，束先生的作派與眾不同，他身上有一種“霸氣”，這當然與他深厚的專業基礎和出眾的才華有關。他不分場合，不講方式，也不分對象，常常弄得人下不了臺。我曾聽束先生當年在浙江大學的同事說，束先生即使對他的至交王淦昌也是如此，在浙江大學，兩人在物理學術報...

第三章 天下第一才子(1) 竺可楨時代的浙江大學群星璀璨，束星北是當時公認的最為杰出活躍的代表。在一些人眼里，束星北屬于那種秉性出眾、智慧超群的天才人物。他的學生程開甲對老師的評價是：那個時代，像束星北這樣集才華、天賦、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學家、科學家，在中國科學界是罕見的，他的物理學修養和對其內涵理解的深度，國內也是少有的。　　許良英（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４０年代浙江大學學生）：　　我第一次聽束先生的課，是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在廣西宜山，聽他為浙大物理系二年級學生開的“力學”（即理論力學）課。上課前，聽說這門課要從牛頓運動三定律講起，我很失望。因為牛頓運動定律我已學過四遍（初中三年級的物理，高工一年級的物理課和二年級的應用力學，以及大學一年級的普通物理），以為自己早已懂得，沒有什么可學的。而我在上大學前讀過十幾本關于現代物理學的通俗讀物，知道一點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基本知識，急于想跳過２５０年前牛頓的古典理論，徑直學習２０世紀的新物理學。想不到聽了束先生的第一堂課，我覺得自己的想法完全錯了，原有的自滿情緒也就破滅了。　　束先生講課的最大特點是：以啟發、引人深思的方式，著重、深入地講透基本物理概念和基本原理，使學生能夠融會貫通地理解整個理論框架。他由日常所見的自然現象出發，通過高度的抽象概括，從各個不同側面，對基本概念和原理進行透徹的分析。并不厭其詳地動用各種唾手可及的實例，深入淺出地反復論證，使學生能夠一通百通地領會、掌握基本概念。他講課，既不用講義，也不指定參考書，黑板上也沒有可供學生抄錄的工整的提綱，而只是用質樸生動的語言，從大家所熟知的現象，來闡明物理理論和思想。他舉止＜隨意＞不修邊幅，說話非常隨便、直率，喜歡在教室里到處走動，還愛坐在課桌上高談闊論。　　力學第一課，他先講物體的運動，接著講速度、平均速度、瞬時速度，由此引進數學上的極限和微分概念。然后著重論證，是運動的變化，而不是運動本身需要“原因”。所謂原因，是指外界影響，可以叫做“×”或“鬼”，牛頓把它叫做“力”。以前人們，包括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都以為物體運動總需要一個推動者在不停地推動著；伽利略和笛卡兒卻發現，只有當運動狀態改變時，才需要有外界的影響。就這樣，他把古代運動觀和近代運動觀作了鮮明的對比，把哲學和物理學融為一體。　　這一堂課，我聽得出神，覺得茅塞頓開，精神上得到很大的享受。就這樣，...

第一章 追求與理想(1)- 揚州南鄉開沙念四圩，為長江下游的洲渚，其建制，原屬江都開沙洲，現為揚州邗江縣頭橋鎮安貼村。頭橋鎮在古城揚州東南約三十里。安貼村依江而筑，一幢幢青磚灰瓦飛檐翹角的江南民宅，散落在桑林、竹林和水田交織出的波光瀲滟的江堤上。“束家老宅，圩中人稱束家大瓦房，倚堤朝西，并排四個大門，前后兩進，大小三十余間，家塾、書齋單獨砌在箍江大岸上。南山頭特挑土疊成高地，栽竹種樹，蔚成園林。門前是人工開鑿的河塘，夏時菱紅荷綠，冬則魚游淵底，清波蕩漾。隔河為連片的稻田。……宅后，堤傍多樹，岸外江灘至水，綠柳紅蓼，蒹葭蒼蒼。屋旁翠竹成林，綠樹成蔭，最大的那棵皂角樹，數人才能合抱，幾里以外就能見到四根主干的大園〈圓〉冠……①　　束氏〈家族〉為開沙望族之一，據民國七年（１９１８）重修的《束氏族譜序（南通張謇撰）云：“束氏譜系出漢太傅疏廣之后。廣曾孫孟達居東海沙鹿山南，避新室之亂，去足為束……晉有束混，仕隴西太守。混生龕，為馮翊太守。龕生哲，字廣微，博學多才，為晉儒宗……（及宋）振祖始居云陽三城（今丹陽縣境）……（及明）海公（建軍功，封僉事）游學維揚南新洲（開沙諸小洲之一），見其山水之勝，卜筑而居，為南新洲開基之祖……”傳至星北先生，一十八世。在黃家橋（今邗江縣李典鎮境）曾建束氏宗祠，于清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水災，祠產蕩然，嗣是無力復建。②　　據《束氏族譜》，星北曾祖履華，住開沙念四圩（又名宦家碼頭念四圩，即二十四圩），生四子：長名增熙、次名增煦（又名綸，號渭湟、畏皇）、三名增祥、四名增瑞。增熙、增祥無出。增煦生二子：名曰、曰璐。增瑞生二子：名曰瑯、曰琪。曰瑯承嗣增熙，排行束大，曰為束二，曰璐承嗣增祥稱束三，曰琪是束四。曰瑯生儀保（又名光儀，號贛南）居老宅；曰婚張謇女，寓南通；曰璐娶江都嘶馬郭氏（人稱束三娘），住老宅，生傳保，乳名“大林子”即星北先生。又生保，乳名“小林子”號淮北（曾任上海《自由論壇報》主編，后往臺灣從政）。束三太太晚年寓居江都大橋鎮。曰璐又配姜氏，住南通；曰琪娶開沙念三圩胡氏，人稱束四娘，住老宅，直至土改，才遷居南通。傳保即星北先生，幼年曾聘同邑楊氏女，時年１１歲。　　星北先生的曾祖父束增煦。婺源江謙的《束公畏皇事略》敘：“公姓束氏，諱綸，字畏皇，江都人。幼穎悟篤學，年十八補學官弟子……公家設花布糧肆于南通之二甲鎮，公父履華，從兄錦分主其事。...